【案情】

　　2013年至2018年期間，俞某共計向查某借款200萬元。2019 年3月，以俞某為法定代表人的某公司出具《擔保協議》一份，約定某公司自愿為俞某的200萬元債務承擔連帶擔保責任。2021年5月，查某訴請俞某償還借款本息，并要求某公司對該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。某公司辯稱，該擔保未經股東會決議，系由俞某擅自作出，且查某未審查股東會決議，并非善意相對人，案涉擔保協議無效，某公司對于擔保協議無效并無過錯，不應承擔連帶清償責任。查某稱，其系基于對俞某的信任，才沒有要求查某看某公司的股東會決議。

　　【分歧】

　　本案中，關于案涉擔保協議對某公司是否發生效力，以及如果認定擔保協議無效，某公司應承擔何種法律責任，存在以下兩種觀點：

　　第一種觀點認為，俞某作為法定代表人持有某公司70%以上的股權，可以單獨代表某公司為其個人借款作出擔保決議，不構成越權擔保;案涉擔保協議上加蓋了某公司的公章，該公章真實合法，查某系善意相對人。故案涉擔保協議應認定為真實有效，某公司作為擔保人應對俞某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。

　　第二種觀點認為，根據公司法第十六條規定，公司為公司股東或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，必須由被擔保股東之外的過半數股東通過決議。俞某作為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經股東決議，越權代表某公司為其個人借款提供擔保，而查某未要求審查決議，并非出于善意，故案涉擔保協議對某公司不發生效力。因某公司公章管理不善，存在過錯，某公司應根據其過錯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。

　　【評析】

　　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。理由如下：

　　公司對外擔保屬于對公司設立負債義務，擔保協議的效力關涉公司股東、其他債權人以及擔保相對人的利益。如何平衡各方利益關系，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〉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》(以下簡稱《擔保制度解釋》)第七條對此作出了詳細規范，即公司法定代表人違反公司法關于公司對外擔保決議程序的規定，超越權限代表公司與相對人訂立擔保合同，如果擔保相對人不知道且不應當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權限，則應認定為出于善意，擔保合同對公司發生效力;否則，擔保合同對公司不發生效力。

　　本案中，俞某系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有權代表某公司行使職權并使用公章，故可對擔保協議的真實性予以認定。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，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，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。某公司章程規定，未經股東會在知情的情況下批準，不得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。而俞某違反關于公司對外擔保決議程序的規定，構成越權代表。根據《擔保制度解釋》第七條規定，擔保相對人應舉證證明已對公司決議進行了合理審查。而查某未對俞某有無某公司的授權盡到必要的形式審查義務，存在過錯，并非善意相對人。因此，案涉擔保協議對某公司不發生效力。

　　而且，根據《擔保制度解釋》第十七條規定，主合同有效而第三人提供的擔保合同無效，債權人與擔保人均有過錯的，擔保人承擔的賠償責任不應超過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的二分之一。本案中，某公司在公章管理上有疏漏，存在過錯，應按照其過錯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，即對俞某不能清償的部分債務承擔不超過二分之一的賠償責任。

　　(作者：李超燕作者單位：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)